如果现在要打仗,我还愿意上战场
 

>杨进科,出生于1930年,河北保定人。1940年加入儿童先锋队,1942年入党,抗日战争期间于敌后战线工作。1949年被调至国家外贸部负责机要工作,1953年任外贸部副部长范子文秘书,1959年调至新疆纺织品出口公司任经理。1982年加入华润,任华纺经理,后任华润万新总经理。1994年离休。

 

在河北省曲阳县城南侧20公里处,有一座山,西临大沙河、东接大平原,山势险峻,林木茂密,巨大的岩石上还保留着许多臼窝和插旗杆孔。一道数米高的青石寨墙环山耸立,望楼箭垛依稀可辨,传说是宋朝巾帼英雄穆桂英占山为王时所筑,因而得名,当地人称“黄山”。

北宋初年,辽兵屡次进犯中原,生灵涂炭,百姓处在战乱之中,苦不堪言。相传穆桂英路过曲阳时,看到“黄山”地势险峻,草深林密,就在此占山为王,招兵买马,抵御北国。

“那穆桂英可是我们的老祖宗呢!我们那儿啊,出了不少英雄豪杰。”在新洲路上的一个老式小区内,我们见到了集团的抗战老兵杨进科,初见杨老,他便兴致勃勃地给我们讲起了家乡的巾帼英雄,尽管他已年逾八十,右耳也因当年日本军医的手术失误已经听不清了,但讲起抗战往事,依然逻辑清晰,仿佛这些故事就发生在昨天。

“我曾经认过日本翻译当干爹”

八十四年前那个9月18日晚,日军炸毁了沈阳柳条湖附近日本修筑的南满铁路路轨,栽赃嫁祸于中国军队,并以此为借口,炮轰沈阳北大营。不久,东北沦陷。这场著名的九一八事变,意味着日军铁蹄从此踏上了华夏土地。有诗曰:“弱国向来无外交,借尸寻衅动兵刀。柳条炸路端由起,岛本夺营虎爪跑。沃土三天成血海,沈城一夜换旌旄。关东已失中原险,从此江山守不牢。 ”

兵荒马乱,时局动荡不安,日本的侵略让国人清醒地意识到“国之不存,何以家为”,哪怕是垂髫小儿,都会念上两句“杀鬼子,打东洋”。昔日的战火纷飞,从杨老的几个抗日战争纪念章中,便能窥见一二。这位七八岁就加入了儿童先锋队,送过鸡毛信,传递过重要情报的抗战老兵,在回忆起当年往事时,却说:“我曾经认过一个日本翻译做干爹,我还记得那个日本翻译姓齐。”随着杨老的叙述,那段风谲云诡的革命岁月穿云过海,呼啸而来。

>1954年,杨进科在莫斯科红场。

>1980年,杨进科与时任外贸局长张义清(长征干部)在新疆。



在河北曲阳县,有个王台北村,年幼的杨进科就生活在那里,日军占领保定后,便在王台北村后面建了个日本炮楼,炮楼里有所学校,每个村都必须派人去学习,杨进科就是其中之一。“他们对我们进行奴化教育,教我们说日语。”杨老至今还记得当年所学的日语数字的发音,近乎标准的发音从一位八旬老人嘴里说出,意外之余却不禁让人眼眶发酸。而在这所日本学校的学习经历,就是杨进科认日本翻译做干爹的起因。原来当时曲阳县有一位抗日干部被日本人逮捕,并关押了起来,村支部因为见不到人,苦于无法营救,于是只能先炸了日本炮楼。正巧那位齐翻译被炸死在了炮楼里,村支部便想了一个招,就是让曾在炮楼学习过并假意认齐翻译做干爹的杨进科去葬礼上参拜吊唁,寻找机会见上那位抗日干部一面。被派去吊唁的杨进科从齐翻译妻子口中打听到了抗日干部的关押地点,趁人不注意的时候偷偷找到了那位抗日干部并告知了他组织的营救计划。营救计划成功了,那位抗日干部被送去了河南郑州,全国解放后还被安排当了郑州纺织工业厅的厅长。“这个任务我顺利完成了,虽然认汉奸做干爹有点荒唐,但我救了个人,还是很欣慰的。”尽管时隔多年,这件事却给杨老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在回忆过程中,他还拿出了一张纸,上面是一起进入炮楼学习的同龄人的名字,一笔一划,写得十分郑重。

杨进科12岁便入了党,在日军手中救人那年也不过十五六岁,像他这样本应念书,却因为战争不得不与敌寇周旋的青少年,在那时数不胜数。杨进科的哥哥杨二发,便是八路军的一员。有一年,他为组织买药材,从县里坐火车去保定,在被日军搜身时搜出了药材与八路军的身份证件,当即被割喉刺死在了保定火车站,杨进科再也没等到兄长活着回家。

“我家里人有四五个都死在了日本人手里,那时只有一个念头,就是要报仇。”于是年幼的杨进科毫不犹豫就加入了抗日大军,潜伏在曲阳县那块方寸之地,与众多和他一样的爱国同仁们,为驱除日寇努力着。他上过晋察冀边区专门教授如何抗日的联大,在学校做过教员,冒着风险帮组织传递过重要消息,也在组织最需要的时候挺身而出。

问及杨老年少就加入了抗日队伍害不害怕时,杨老摇了摇手,“抗日的时候,我们身上都揣着一个手榴弹,很小,就这么大,如果被日本人抓住了,就拉开它。”杨老边说边比划着,“那会儿也没想那么多,反正只要给日本人抓到,也不过就是一死,但咱不能白死,怎么也要拖上一个鬼子,还能赚一个。”杨老的语速虽然不快,但讲得异常坚定,昔日意气风发的少年即使如今已白发苍苍,也掩盖不住那颗赤子之心。

“在华润工作,应该感到光荣”

1945年9月2日,日本投降,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终是取得了全面胜利,山河仍在,故土依旧。

抗战胜利后,杨进科被调去了北京外贸部工作。当时,中苏要签订交货共同条约,杨进科作为随行人员去了苏联,时值张闻天担任中国驻苏联大使,在与苏联沟通期间,苏联以不认识中国字为由,只愿在条约上签俄文,张闻天当即表示:“苏联是伟大的国家,苏联人民是伟大的人民;中国也是伟大的国家,同样,中国人民也是伟大的人民,为什么条约上只签俄文不签中文?”在几次沟通之后,苏联方面终于签了中文。回国之后,杨进科就将此事讲了出来,但在当时,反对苏联是十分敏感的话题,再加上文革期间,杨进科认过汉奸作“干爹”的事情也被人提起,于是,杨进科被降职降级留党察看,并被调去了新疆纺织品出口公司。

直到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国家对特殊时期的事件进行甄别,杨进科才得以平反。平反之后,经过种种考虑,中央安排杨进科到华润工作。

前身为“联和行”的华润,在抗战期间便为八路军、新四军采购军需物资及药品,有力支援了三大战役、渡江战役。新中国成立后,华润又历经艰险先后分四批将参加第一届政协的爱国人士从香港秘密运送到东北解放区,保证了新中国第一届政协会议的胜利召开……这家从烽火硝烟中走来的企业与同样经历过战争的杨进科,似乎在冥冥之中就注定要相遇。

 

>杨进科(右)和时任外贸部长郑拓彬(中)、华润集团副董事长王健华(左)在香港合影留念。

>时任华润万新总经理的杨进科(左)与当时的海关署长林海云(右)合影。



“华润了不起啊,在华润工作应当感到光荣。”早已从华润退休的杨老,在提起华润的时候,话语里尽是赞美之意。这家1938年就在香港筑基,在战火中抢运物资,在封锁中反禁运反冻结,在粮荒油荒时稳定香港市场的公司,从此成为了杨进科心头的一抹红色。1982年,杨进科来到了华润,最早的时候,他作为借调人员在香港华润的联络部工作,后来,又先后担任了华纺经理、华润万新总经理,直至65岁离休。谈及在华润的工作,杨老谦虚地摇了摇手,说自己没啥功劳,只记得一些值得高兴的“战果”。当时,有位来自澳大利亚的犹太商人在香港预订了四万套丝绸衬衣,但因为布料短缺,香港无法交货,这位犹太商人十分着急,杨进科得知此事,便让人将这位犹太商人约到了公司,告诉他,你把这四万套丝绸衬衣的订单交给我们,我们保证能让你按时交货,不让你罚款作赔,但价钱需再商量,犹太商人当即表示同意。最后,华润如约交齐了这四万件丝绸衬衣,不仅赢得了好口碑,在这单生意上还挣了七十万港币。这件事集团在当时还作了口头表扬。说起当年的及时出击,杨老话语里透出一些小小的自得。

问及杨老此后还有没有再回过家乡,杨老一脸遗憾,说是以前在外贸部的时候回过一次,这唯一的一次也只呆了三天,“拜祭了一下当年的老战友老领导们。”

杨老今年86岁了,他说:“这一生过来,我觉得很高兴。”他说:“如果国家需要我,我还愿意上战场!”经历过那个年代的人,没有光鲜靓丽的梦想,没有喧嚣显赫的谈资,他们有的,是经历过战火纷飞的铮铮铁骨,剩下了那份在生死边缘徘徊过的云淡风轻。

因为他们,这九百多万平方公里的国土,才能放得下平静的书桌,啼哭的摇篮;因为他们,人们才可以喂马劈柴,安度流年,漂洋过海,周游世界,不用再苦等家书穿越烽火,也不用再担心爱人一去万里,不知归期。如今硝烟已停,但那一辈人用无数牺牲筑就的千秋家国梦,始终需要我们铭记。常忆昔年事,峥嵘岁月长。


【本刊 许素辰执笔】





小商号上演真实版“潜伏”

 

>宋庆龄与保盟委员们合影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中央希望在当时相对和平的大后方香港设立八路军办事处,以便在海外华侨和港澳同胞中募集资金和物资,支援八路军、新四军抗日。在有关领导的重托下,杨廉安于1938年开办“联和行”,即华润公司的前身,作为香港八路军办事处下属的一个秘密机构。为了便于掩人耳目,对外交往,杨廉安和家人住在一起。当时,何香凝、宋庆龄都住在香港,从1938年3月到1941年12月,香港八路军办事处代表我党,在宋、何的配合下,在香港及世界范围内开展了大规模的抗日募捐活动。联和行充分利用“私人公司”的身份优势,妥善收入保管募集到的资金和物资,并想方设法将资金和物资安排送到武汉、重庆的八路军办事处,再分批运往抗日前线。这间小小的商号在那波诡云谲的时代发挥着我党海外经济联络点的重要作用。(文字根据《红色华润》整理)



用双脚踏出的救国地图

 

>1941年12月,日军占领香港。

 

1941年底,香港沦陷,不久,香港八路军办事处撤到广州。此时国共合作已经出现裂痕,由于叛徒出卖,广东地区地下党组织受到严重破坏。所幸杨廉安和他的联和行没有暴露。他带着在香港募集到的一笔款项秘密离开广州,奔赴重庆,他要把这笔经费交给党组织,并汇报南方地下党所遭受的损失。他穿着特制的马甲,马甲上缝着许多小口袋,他把钱卷成小卷儿,塞进一个个小口袋。马甲贴身穿在里面,外面再穿上衬衣和外套,这样藏钱不易被发现。日军到处烧杀抢掠,难民无数,交通中断。从广东经广西桂林等地到重庆,他常常徒步行走,这一走就走了近半年。尽管沿途经历了难以形容的危险,但他从没动那笔钱,一分都没花。直到1942年10月到达重庆,见到了周恩来,才把随身携带的款项如数上交给了党组织。(文字根据《红色华润》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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