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46年在冀东解放区参加工作，到1994年在华润离休，我的“革命生涯”整整47年。这期间，祖国从积贫积弱到独立自主，从百废待兴到和平崛起。我是千万个见证者之一。过去的岁月太遥远，遥远到很多情境只能用心去感受；过去的岁月也很鲜活，鲜活到一个片段就能勾起清晰的记忆。而这些逝去的岁月教会给我的最深刻的人生经验，直到今天我依然没有忘记，那就是战争年代不惧忍饥挨饿，流血牺牲；和平年代不惧工作受苦受累加班加点；身处逆境不惧受压制、受攻击。
大后方也是革命意志的考验场
3年的解放战争期间，我就在冀东区贸易公司、玉田县商店和宝坻县分总店工作，名义上是出纳，实际上为大部队购买土布做军装，并通过设立贸易站，从天津购买部队染军装用的染料和少量药品。1946年3月刚刚我参加革命工作，六七月份国民党就开始大举进攻解放区，很快多数城镇都被占领。我和战友们也就基本没有固定驻地，过着打游击的生活。
在当时的环境下，像买土布这样的平常事，也显得格外“不平常”。常常是我们一行四人赶一辆马车，拉着两麻袋晋察冀边区发行的纸币（通称边币）上渠口镇集市。到了镇上，我找好一个沿街的空房子，把两麻袋纸币放在房间里的桌子旁，盒子枪放在抽屉里。业务员在集市上购买土布，买一批就开一个白条，写上多少尺和单价，凭条到我这儿算账取款。渠口镇距香河县城大约30华里，县城就住着国民党军队和特务队，一旦他们搞突袭，我们四人都会有牺牲的危险。去武清县商店检查工作，也不是个轻松的活儿。我常常骑着自行车，一手扶车把，一手提盒子枪上路。不仅要躲着国民党军队一次又一次的扫荡，还要随时提防特务队、还乡团的突然袭击。
尽管没有跟敌人在正面战场交锋，但大后方的工作也同样惊心动魄。1946年冬，上级通知我们，国民党要对冀东解放区进行大扫荡，让我们通过宝坻县转移到蓟县盘山根据地。我们在夜里进入宝坻县东部的水区，当时水面结了冰，我们每人发了一个“脚踩”拴在鞋底上防滑。当大家走到距一个村子两公里左右的地方时，带路的老乡在进村时被抓到，有人大声喊：“后边是什么人，不说实话把你扔在冰窟窿里！”听口音不是当地人。当时我们都趴在冰地上，因为弄不清喊话的人是敌军还是八路军，我们决定临时撤离，爬起来往回跑。大家走到宝坻县南部石旧窝镇东南部交界宁河县村子时，四面已经响起了枪炮声，那时估计已经是凌晨两三点钟，由于无处隐蔽，我们本着豁出去的想法就在这个村子住下。早晨起来一看，北边已是一片火海，国民党部队烧了蓟运河两岸的49个村子。我们按两人一组北上，经过被烧的村子，下午回到原来的住地于蛮铺。
还有一次，记得是在1948年9月下旬，国民党部队对冀东解放区大扫荡，当时冀东区独立二团和宝坻县县大队在宝坻西部进行了一次抵抗，两支队伍各损失了一个连。当时也是四面枪炮声，在没有办法的情况下，我们转移到了蓟运河南岸、宝坻县的西北部一个小村子住了下来。第二天早晨，枪炮声终于停了下来。三天后我们看见四野的部队进关了，他们已经进入宝坻，我们才知道平津战役要打响了。大约六七天后，我们宝坻县分总店10多人，奉命调到所在地蓟县的一个村子里，在十五地委组织的天津军事管制委员会贸易接管处学习入城守则。经过十几天的学习，我们进驻到原宁河县北塘镇待命。一天下午，上级命令我们进入天津和塘沽之间的小站地区做群众工作。当时敌人的飞机还在不断地轰炸，驻塘沽的敌人不断地进行炮击和机枪扫射，沿途敌军埋下了很多地雷，我们走路必须按照工兵扫雷的路线走，每走一步都冒着生命危险，关系到整个团队的存亡。我们往南走，十三地委三个干部由于害怕危险就北上脱离革命回家了。
我们到达小站后，刚用热水烫了脚想睡觉，上级就通知我们说野战军来了。为了给野战军腾房子，我们二话不说便搬到稻草堆里睡。此时上级又通知我们平津战役战略有变，原计划围困天津、攻打北平改变为围困北平、攻打天津。因为怕战斗打响，攻塘沽，把我们夹在中间，组织让我们连夜返回原驻地。这一夜行军，再加上军队那时装备供给十分有限，许多同志的双脚都冻坏了。战争岁月里，像这样的事多了去了，有时为了配合前方战事，我们甚至只能打海水蒸饭吃。那种饭的滋味儿我一辈子也忘不了，饭蒸出来表面一层是软的，里面全是生的。但人到了那个份上也顾不得那么多了，生饭竟也狼吞虎咽地能吃一大碗。
回忆那些年的冒险行动，虽然都有流血牺牲的可能，但我当时真的没有害怕的念头。想来是因为早在参加革命工作之初，我就有了为革命献身的思想准备。而我遇到的危险、所受的苦，比起红军长征和坚持八年抗战的八路军，特别是与为革命牺牲的无数先烈们相比，都是微不足道的。
商场亦如战场
解放战争结束之后，我再也不需要上“战场”了，转而投身贸易领域。但商场如同一个没有硝烟的战场，同样需要我们时刻保持坚定的革命意志，不仅要坚持科学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更要求我们处于顺境时不要骄傲，处于逆境时不要悲观消极，不要忘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
1976年我在纺织品进出口总公司担任针、棉织品抽纱业务处长，当年率领中国纺织品代表团与前民主德国代表团在北京就签订1976年中国对民主德国的纺织品合同进行谈判。那场谈判进行得相当艰苦。因为当时原外贸部领导指示我，6月3日谈1977年的预签合同要提价。可是两国政府协议中规定预签合同是当日的价格，而6月2日刚签订1976年的合同！
谈判开始初期，对方代表白依尔找各种理由，就是不同意提价。我跟他周旋了几个回合下来，终于摸到了他要货的急切心情，这样才开始了实质性谈判。在谈判的过程中吵一段架，谈一段实质问题，第一阶段磨了一个星期。第二个星期，白依尔抛出了他的一颗重磅炸弹，他对我说：“王经理，你供应我的纺织品年年提价，我供应你的机电仪产品，10年来没有提过价。”一句话把我的陪谈人员和翻译都惊住了。当时我一边吸着烟，喝着茶，一边想起了当时华纺的王明俊总经理跟我说的一句话。他说：“健华，对外谈判头脑要敏捷，出口要慢。”为了给自己争取一个思索的时间，我连声问了白依尔四遍：“白依尔经理，你供应我的机电仪产品是10年来没提过价吗？”他连声说：“是，是。”然后我又反击他说：“按照你的说法，你供应我的机电仪产品10年来没提过价，那就证明10年前就卖今年的价格，整整卖了我10年的高价。”这句话把他打闷了。他对我说：“王经理，咱们不要争论了，进行实质性的谈判吧。”这次谈判经过反复“斗争”，历时14天才签订了1977年的供应合同，并且平均提价3%-5%，为国家多创汇约100多万美元，谈判结果也受到了原外贸部有关领导的称赞。
再后来，我调到香港工作，被任命为华润纺织品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当时华纺和三个自营公司总体上来说，不但没有利润可言，而且还在亏损。我暗下决心必须要改变华纺的经营状况。
到职两个月后，我首先回到了北京向总公司王明俊总经理汇报了华纺的经营状况，当时华纺作为各口岸分公司对香港出口的总代理商，一分钱的代理费收入也没有，我提出要解决代理费用的问题。他答应我先从半成品开始，决定各个分公司给“两纱两布”千分之五的代理费。到1983年，全部纺织品给华纺百分之一的代理费。这样，1983年底华纺收入的代理费约为800万美元。
同时我开始深入研究华纺下属的合资公司立森亏损的原因。经过详细的调查了解，原来主要是立森公司为上海市搞了两个补偿贸易项目，一是牛仔布厂，一是液氨整理设备布厂。建厂时双方协议上海用成品偿还立森公司。但由于这两个产品在国内非常热销，上海迟迟不予偿还，因而造成立森公司不但负担贷款利息，而且因为最近周转不灵造成业务不能正常运营。摸清了亏损原因之后，我思索了将近一个星期，终于想出了一个办法。我知道集团张建华总经理和当时的上海市长汪道涵比较熟悉，因此我征得张总的同意，以他的名义给汪市长写了一封信。信中说明了立森公司亏损的原因和现状，同时请求给予补偿，并提出两个建议方案，一用上海对香港出品的纺织品全额偿还；二是希望上海偿还的商品价格给予百分之十左右的优惠。信件起草后我请张建华总经理签了字，发出不久后，汪道涵市长批示“按华润的要求办”。这样立森公司的经营扭亏为盈，一年内大体获得税前利润6000-7000万港元。
47年“革命生涯”，我做过3年文秘工作，做过5年财会工作，做过16年外贸业务工作，做过23年人事党务工作。不论是外贸也好，文秘也罢，都是我以前从未接触过的，但就是凭着“干一行、爱一行、钻一行”的这股劲儿，一块又一块硬骨头最终被啃下来了。我始终相信，人是需要点精神的，哪怕在十年动乱期间，我尽能力保护了一些好党员好干部，也得罪了一些人，最后自己也经历了封官许愿的诱惑，经受了挨斗、挨打和压制，但我并没有忘记我是吃人民小米长大的，没有消极过，也没有放弃自己的原则。直到1985年10月17日部人事局徐信局长找我谈话，他连续5次问我对党组织有什么要求，我都回答“我对党组织无所求”。
【本文节选自王健华著《王健华回忆录》，本刊整理】
打通南北“输血”大动脉
1947年前后，党中央提出要通过东北大力发展对外贸易，并指示东北局可在哈尔滨、大连建立对外联系。当时，陈云在哈尔滨主持东北解放区的财经工作，他和杨琳（杨廉安化名）是老朋友，于是给杨琳带信，请他购买进步影片，带到东北。正是通过那次试探性的采购活动，他们开始进一步开展东北与香港之间的贸易。1947年，在延安党中央的统一指挥下，钱之光和杨琳率领一支特殊的队伍，在大连和香港拉开了大规模海外贸易活动的大幕。当时朝鲜是我军的重要后方，东北局在平壤等多个城市和港口都设有办事处。钱之光派人通过东北局驻朝鲜的办事处，租到了“波德瓦尔号”和“阿尔丹号”两艘载重量3000吨左右的苏联轮船，把东北生产的大豆、土特产等，用火车从哈尔滨运送到朝鲜西北部的罗津港，然后装上苏联轮船，直航香港，一周后抵达。当时的运输量之大，光是1947年的大豆，用3000吨的船运输就可以装600多船。东北大豆和土特产在香港很受欢迎，很快卖完。联和行就用卖货所得资金购买东北解放区所需物资，装船返回。也就是在这段时间，联和行得以迅速发展。（文字根据《红色华润》整理）
不辱使命，为新政协“护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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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8年8月，周恩来致电在大连的钱之光，让他以解放区救济总署特派员名义前往香港，接送在港民主人士进入解放区参加筹备新政协。钱之光、杨琳等华润领导和香港地下党组织“港工委”开始着手登记在香港的民主人士名单，筹划如何将散居在香港不同地点的几十位民主人士从家里接出来、送上船而又不引起国民党特务的警觉，并尽快勘察地形、设计出海线路。最后决定搭乘华润所租的苏联货船，从香港北上，经台湾海峡，至朝鲜的罗津，再到哈尔滨。为慎重起见，安排民主人士分批前往。第一批先走四位：蔡廷锴、谭平山、章伯钧、沈钧儒，由港工委的章汉夫护送，扮作华润的货物押运员。但这五个人更像大老板而不像押运员，很容易引起怀疑。因为人手紧张，杨琳决定让自己的儿子和博古的儿子同船前往，二人会讲粤语，十八九岁，像普通员工，可以充当“老板们”的助手。这是一次充满危险的航行，万一被国民党特务察觉了，国民党的军舰、飞机随时都有可能采取行动。1948年9月12日，辽沈战役爆发，也就是在这个时刻，船启航了。轮船在海上航行了8天，碰到过美军飞机的低空侦察，在朝鲜海峡遭遇了强台风考验，风雨飘摇中的这艘船，令各方人员都彻夜无眠，好在最后安全到达罗津。1948年9月至1949年春，华润分批将350多名著名民主人士、700多名文化名人和爱国华侨安全运抵解放区，他们随后进入北平，参加了首届新中国政协会议。（文字根据《红色华润》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