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八届五中全会公报正式发布了“全面二孩”政策。尽管全会的重点是提出“十三五”规划建议，内容非常丰富，但人口新政无疑受到了最大的社会关注。

需要看到的是，人口发展有其自身规律。不过，即便是在人口政策重大调整之后，应对中国也已面临的人口结构问题，仍需主要依靠深化经济体制改革，以激发新的增长活力。

单位劳动力成本加速上扬

人口因素对经济发展最直接的影响，体现在劳动年龄人口的数量和结构的变化。

劳动力市场的平衡取决于供求两方面因素的变化：人口结构以及劳动年龄人口的数量变化是影响劳动供给最基本和稳定的因素，经济增长水平和速度则决定了劳动力需求。劳动年龄人口的持续减少，改变了劳动力市场上供求两方面因素的相对力量。

在改革开放以来的大部分时间里，中国经济虽然处于二元经济状态，但经济快速发展，带来了迅速增长的劳动力需求。此时，虽然非农就业大幅度增长，但由于劳动力的无限供给，工资水平基本保持稳定。在二元经济时期，一旦经济增长失速，劳动力需求的减少会带来严重的失业。上世纪90年代亚洲金融危机及随后的经济增长放缓，就属于这种情形。

在劳动年龄人口逐年减少的情况下，一旦经济增长放缓，劳动力市场将维持弱平衡的局面，其具体表现是：失业率处于低水平，但就业增长和工资水平的增长都将放缓，甚至停滞。

供给因素主导劳动力市场时，劳动力成本的上升快于劳动生产率的增长，导致劳动密集型行业的竞争优势下降，降低经济的潜在产出水平。由于劳动年龄人口的绝对数量下降，普通工人的短缺必然推动其工资水平的上升。如果我们比较劳动力成本的增长和劳动生产率的变化，则可以看到近年来劳动力成本的增长速度快于劳动生产率的增长速度，导致单位劳动力成本呈加速上扬的趋势。虽然决定经济增长的因素众多，但中国经济一直具有比较优势的劳动密集型行业的竞争优势下降，无疑是导致潜在增长率下降的重要原因。

创新和技术进步是全要素生产率来源

根据新古典经济学理论，一个经济体的成长从长期看来源于两个部分——劳动投入的增加和劳均产出的增加。其中，劳动投入取决于劳动年龄人口总量以及对劳动年龄人口的利用程度；劳均产出则主要取决于资本产出比、技术密集的程度和全要素生产率。

在目前的政策环境和经济发展水平下，劳动年龄人口的增长将非常困难，这也是低生育率水平给我们带来的基本约束条件。增加有效劳动力供给的唯一途径是提高现有人力资源的利用水平。具体来说，就是提高劳动参与的水平、降低失业率。但从长期来看，在劳动力市场制度基本完善和定型的情况下，劳动资源的利用程度也会大致处于稳定的水平。

维持增长的另外来源就是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和技术密集程度的提高。根据已有的研究，能否在中等收入阶段成功地将经济增长的动力从要素积累转变到依靠全要素生产率推动，是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关键所在。从全要素生产率的来源看，改革开放以来通过劳动力从低生产率的农业部门向非农部门流动，一直是获得效率提升的重要源泉。

 

当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殆尽后，创新和技术进步将是获取全要素生产率、推动经济发展最主要的动力。这将是经济结构不断调整的过程，也是一个创造性破坏的过程。对经济体制所提出的一系列改革目标，其目的就是要在制度上保障这一创造性破坏过程的实现。

我们该如何改革？

从中国人口转变过程和生育率主要决定因素的转换看，即便是在人口新政之后，中国人口变动也将遵循人口发展的一般规律。

从世界范围看，生育率下降已不可逆转。应对由此引发的老龄化等一系列人口结构问题，根本的出路仍然在于不断提高生产率水平，并以此推动经济增长。

完善劳动力市场制度，建立更具竞争性、高效的劳动力市场，将有助于推动经济结构转型，提升生产率水平。最近的劳动力市场变化及经济发展新特点越来越表明，中等收入以后的经济增长制约因素，将越来越来自于制度是否能刺激生产要素的有效供给，包括劳动力要素的供给。劳动力市场制度设计要更加注意对其劳动供给的影响，鼓励个人积极地参与劳动力市场，同时，提高劳动力供给的质量和有效性。对个人人力资本投资的激励、工作时间的激励、劳动参与的激励等都将成为比以前更加重要的政策领域。

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和技术密集程度的提高依赖于人力资本的积累，年轻一代较之老龄人口具有更高的教育水平是中国应对老龄化危机最大的希望所在。在过去30年时间里，快速、全面地普及九年义务教育为中国的工业化进程积累了大量合格的产业工人，继续保持人力资本积累的趋势，对于经济的持续发展仍具有重要意义，尽管这将面临更加严峻的挑战。

【本文来源于《财经网》，作者：都阳 。未能与作者取得联系，请作者及时与本刊联系，即付稿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