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庄皇伟 集团办公室

转眼之间，冷战结束已经三十多年了。最近亨廷顿的《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因俄乌冲突，再一次进入了大众的视野。这本书自问世以来与亨廷顿的学生福山的代表作《历史的终结与最后的人》一样，饱受争议。亨廷顿与福山代表了对于“后冷战”国际政治格局的两种不同判断，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重新阅读和审视两本书所提出的观点，仍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

历史远未终结

中国学术界的“福山热”始于精确预测“历史终结论”所带来的冲击。1989年，美籍日裔学者弗朗西斯·福山在《国家利益》杂志上发表了题为《历史的终结？》的论文，在这篇论文中，福山预测了苏联的崩溃并由此得出历史终结的结论:“我们正在目睹的，或许不只是冷战的结束或者战后一个特定时代的结束，而是历史的终结:那就是，人类意识形态演进的终点，以及作为人类政府最终形式的西方自由民主的普遍化。”

历史的演进似乎也按照福山设想的轨迹:1989年11月9日，柏林墙倒塌;1991年12月25日，苏联解体。在很大程度上，“历史终结论”也被视为西方取得冷战胜利的宣言。《历史的终结？》以及随后在1992年出版的《历史的终结与最后的人》中，福山以黑格尔的历史终结论作为他的概念框架，依据科耶夫对黑格尔的存在主义阐释，夹杂冷战即将结束的事实依据，推出“人类历史终结于西方自由民主制”的命题。

然而，时隔多年之后，无论当初的福山持有何等黑格尔“正统继承人”的自觉，显而易见的是，在经过所谓的“第三波”及存在争议的“第四波”民主化浪潮后，现实的历史进展俨然宣告，福山的理论雄心还是被后冷战时代的国际政治现实无情地“终结”了。

即便在这样的情况下，福山也没有放弃，只是对其初版叙事进行了微调，在《政治秩序的起源：从前人类时代到法国革命》和《政治秩序的兴衰：从工业革命到当代》以及后续的著作中，提升了秩序与权威之于自由民主权重（强调强政府、法制与民主问责）的同时，仍保持了对“历史终结论”信条和自由民主制基本面的坚持，仍坚信：“民主依然站在‘历史终结处’”“自由民主制没有真正的对手”。但制度一直都会在历史的发展中去贴合当前所属的时代与环境，合理的并非意味着一定是必然的。

真的是文明的冲突吗？

探讨国际社会为何会发生冲突，是国际政治各种主流理论的古老命题。亨廷顿于1993年在美国《外交》季刊上发表《文明的冲突？》，提出文明冲突论，而后又在1996年出版《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

该书的主要论点是：后冷战时期冲突的主要根源不是经济，也不是意识形态，而是文化的差异，并将世界分为七至八种主要文明，如中华文明、日本文明、印度文明、伊斯兰文明、西方文明、拉丁美洲文明、斯拉夫－东正教文明和可能存在的非洲文明。他认为在微观层面上，最强烈的断层线是在伊斯兰国家与东正教、印度、非洲和西方基督教邻国之间；在宏观层面上，最主要的分裂是在西方和非西方之间。文明冲突论引发了世界范围内的巨大争论,但它几乎精准地绘制出21世纪头20年世界政治变迁的路线图，如“9·11”、伊拉克战争、“阿拉伯之春”、“伊斯兰国IS”、叙利亚战争以及最近的俄乌冲突等事件。尽管这样，亨廷顿仍夸大了“文明”作为人们身份认同方式的作用，用表面的文明之间的差异，掩盖了国际冲突的本质与根源。

正如福山指出的“文明冲突论并没有很强的说服力，因为世界上没有人会认为自己属于某一种‘文明’，他们只认为属于某个国家，国家仍然是人们自我组织的主要途径”。时隔近三十年后，我们重新审视亨廷顿的观点，文明冲突论的总体框架虽仍具有启迪意义，但它不可能解释世界政治的所有现象，不同文明的内在变化与力量消长早已超越了文明冲突的格局，不同国家之间、群体之间的利益冲突、观念和意识形态的冲突都在深刻影响着世界政治的走向。

如何看待冷战后的世界?

“历史终结”或是“文明冲突”都只是后冷战社会众多“候选”范式的一种，都在试图突破零和博弈的冷战思维。“历史的终结”之所以终结，就在于其理论本身的结构性硬伤，即以竞争性选举的单向度取代了国家建设的多维度。“文明的冲突”之所以饱受争议，就在于国际关系的主体仍是以民族国家为主，国家仍以领土边界的争端、资源的争夺、传统势力均衡的失调以及地缘政治利益的分歧为主，而不是以文明的因素来确定其行为和国家利益。

归根结底，西方不能因为发展顺境就鼓吹历史的终结，发展逆境则归咎于文明的冲突。同时，世界多元文明之间也并不必然发生冲突，不同国家民族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存在差异，人类社会的发展路径必定是多元化与非线性的。

倘若多元之间能够找到基本的共识，并不会出现只有冲突的结果，而追求共识的前提是承认差异的存在即求同存异，并非抹灭与丑化差异以及进行强制性同化。若非如此，那“文明的冲突”也终难以避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