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藏解放初期，为了帮助西藏人民尽快摆脱困境，中央决定，通过华润在印度设立公司，把支援西藏的物资海运到印度，再通过印度与西藏相连接的边境口岸运往西藏。1950年初，华润公司董事长杨琳和总经理张显惠（又名李应吉）派麦文澜去印度和巴基斯坦，开辟对西藏的贸易业务。
在中央的统一安排下，一项公司间的股份转让工作开始实施。有这样一份合同文本，签约时间是1950年4月17日。
甲方：宝元通兴业股份有限公司
乙方：华润公司
宝元通兴业股份有限公司总管理处因集中全力经营国内贸易，决定将所属国外贸易部分即香港注册之宝元通兴业有限公司全部转让，并有全权代表人潘陶齐、周书元与宝元通兴业有限公司新股东代表杨廉安（注：即杨琳）、麦文澜议定转让办法如次：……
公司改组：香港注册之宝元通兴业有限公司及其印度分公司所有牌名商誉登记执照等全部转让与乙方。
股权转让后，宝元通公司成为华润的子公司，新股东包括：杨廉安、张显惠、麦文澜、巢克林、黄美娴、毛纹、刘锡恩、吕虞堂、柳立坚，此外还有6个小股东。
华润派薛启培和周栩先到印度，随后麦文澜到印度，任宝元通公司总经理。为了扩大贸易渠道，宝元通在印度和巴基斯坦开办了三个点：印度加尔各答宝元通公司、印度孟买宝元通公司、巴基斯坦卡拉奇（喀拉蚩）宝元通公司，这三个公司合称“印巴三处”，都是港口城市，便于轮船运输。
宝元通最初的任务是给西藏运送生活必需品，如食品、食盐、药品，布匹等，这类物资都是紧缺物资，需要量也最大，华润的轮船在国内装货，经香港运到印度和巴基斯坦。宝元通一方面接收华润轮船从国内运来的物资，一方面就地采购，运到我国西藏的边境线附近，开始主要是运到日喀则，再用毛驴驮着分别运到西藏各地区。东北的大米、南方的茶叶很快就在拉萨市场上畅销起来。
西藏解放后，为了保证西藏修路所需物资，华润宝元通长年累月就地采购炸药和修路工具，比如镐头、麻袋、推土机等。还有一类物资就是矿灯和钻头。这类物资不只是用来修路开隧道，还用来开矿。
宝元通公司在印度和巴基斯坦发展迅速，其正式员工很快就发展到50余人（不包括工人和临时雇用的装卸工），许多人是当地华侨。印、巴华侨在抗日战争时期就很团结，捐款捐物、派青年人回国参战，具有光荣的爱国传统。
在给西藏运送货物的同时，宝元通开始代理西藏地区的出口业务。西藏有很多羊毛，由于交通不便，不能进入国际市场。解放军和刚刚诞生的西藏自治区政府组织货源，用“毛驴运输”的方式把货送到边境，交给华润宝元通。
西藏自治区政府采购羊毛，帮助牧民把羊毛换成现金，这样，出口量越来越大，西藏的羊毛还通过印度和巴基斯坦转口到英国和欧洲。
宝元通热情收购藏族同胞的货物，也鼓励印度商人收购，两国间的边境贸易迅速发展，毛驴、骡子组成的“商队”络绎不绝。
就这样，在西藏解放初期，华润宝元通公司在帮助西藏人民渡过生活和生产难关方面，做出了巨大贡献。
西藏和平解放半年后，1950年11月2日香港《文汇报》记载：《我大军进兵西藏 解放军纪律严明 沿途藏胞狂欢欢迎 驻守宁静藏军光荣起义》。
抗美援朝战争爆发后，西方世界对新中国实行全面封锁，华润所属的 “印巴三处”除继续开展西藏工作外，又增加了新的任务：首先是采购棉花，为了解决6亿人民的穿衣问题，进口棉花是华润宝元通所担负的一项重要任务。其次是售煤，把我国的煤炭运到巴基斯坦出售，满足当地急需也换取外汇。
1951年，在美蒋海上封锁不断升级的情况下，华润宝元通从巴基斯坦购买棉花七万吨，并向巴基斯坦售煤四万六千吨。
麦文澜在宝元通工作了三年，带领华润宝元通公司较好地完成了三大任务：支援西藏和平解放并开展中印边贸；支援抗美援朝战争；为国内社会主义建设需要而开展进出口。
1953年，麦文澜调回外贸部，1961年再次到香港华润任职。
宝元通“印巴三处”继续存在，据材料记载，1957年，在乃堆拉山口经商的商人已超过700人，每天运输用的骡子超过1000头。后期，从西藏运往印度的商品主要是羊毛、皮革、牦牛尾巴等土特产，从印度运往西藏的商品主要是粮食、衣物、肥皂、手表、汽车零件等。
1959年，外贸部再次强调：“印度、巴基斯坦宝元通分公司，由华润公司及中国大使馆双重领导，除我部布置任务外，并办理西藏贸易任务。”在上世纪60年代初期，在印度开始反华排华的时候，宝元通代表华润，更代表祖国，为保护华侨和安排华侨回国做了很多工作。许多华侨在宝元通的安排下，回到香港，华润公司帮助他们在香港开办小商店，代销国货谋生，此举使香港在一夜之间进入了“国货销售”的繁荣时期，一时间，国货商店鳞次栉比，国货商场外五星红旗高高飘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