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遵义，北倚娄山，南濒乌江，罗山带水，形势险峻，为黔北重镇。战国时属夜郎国、鳖国，汉时设县，唐初称播州，贞观十六年改名遵义县。
虽然城池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春秋战国时期，但遵义之所以成为无数国人向往的圣地，是因为中共中央于长征途中在这里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史称“遵义会议”。这次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在中国革命极端危急的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
遵义会议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生死攸关的转折点，也是中国历史的重要转折点，遵义也因此被称为“转折之城”“会议之都”。
智取遵义城
1935年1月6日，中央红军突破乌江后，为了迅速夺取黔北重镇——遵义城，总参谋长刘伯承亲率红1军团第2师第6团向遵义兼程疾进。途中，鉴于遵义守军有3千多人，刘伯承嘱咐红6团政委王集成：“离遵义30公里，有个小镇叫深溪水，驻有黔军1个营，这是遵义的外围据点。你们团的任务，是斩断敌人的触角，还不要让他知道。”接着，他若有所思地强调：“要秘密，要迅速，要全歼，不许有一个漏网，否则给遵义守敌通了消息，就会增加我们攻城的困难。”由于行动迅速、秘密，红6团到达深溪水时，敌人打麻将的打麻将、推牌九的推牌九。红军立即突入镇内，干净利落地将敌人全部俘获。
随后，红6团根据刘伯承力争智取的指示，经研究后决定化装成敌人，并利用俘虏去诈城，打个便宜仗。他们把这个想法汇报给刘伯承，刘伯承听后表示非常赞同：“很好，这就是智慧。不过装敌人一定要装得像，千万不能让遵义守敌看出来。”于是，红6团一部换上了敌军的服装，带上几个俘虏兵，乘着夜色向遵义城赶去，其余部队随即跟进。直到这时，遵义守军仍对红军的到来毫不知情，城楼上的黔军哨兵尽管盘问得十分细致，但因为俘虏应对无误，他们便毫无戒备地打开了城门。红军随即如潮水般冲入城内，顺利袭占了遵义城。
勇夺娄山关
占领遵义城，并不意味着就能高枕无忧。红6团是智取遵义城，但毕竟时间匆忙，夜色中，除了被俘敌军，遵义守军还是有3个团的兵力从北门逃脱，北逃的方向是娄山关、桐梓。娄山关离遵义90里，是黔北连绵大山中的一道著名险隘，像一把铁锁锁住了遵义通往四川的出路。如果不及时控制娄山关，红军下一步的行动将受到极大的限制。
中央军委决定派由耿飚任团长的红1军团第2师4团追歼北窜敌军，攻克娄山关，占领桐梓。
1月10日，当到达娄山关下的红4团正紧张地筹划攻击部署时，竟有了意外的“窃密”收获。原来，红4团在利用原有的遵义至桐梓的通信线路接通师部时，无意间竟与黔军的线路搭在了一起。虽然黔军线路事先已经被红军剪断，但由于雨后地上积水，两个断头掉在积水中，经雨水传导，又接通了。团长耿飚立即指定专人专门监听和记录敌人的电话。从黔军军阀王家烈和侯之担的对话中，他们不但证实了娄山关右侧确实有一条小道直达桐梓，而且还了解到黔军有好几个团仍散布在山后的公路上，正在运动之中。
利用监听来的准确、及时的情报，红军抄小路，出敌不意地袭占了娄山关、桐梓等地，形成了对遵义城的拱卫。
红军迅速袭占遵义、娄山关、桐梓等地，一下子把十几万国民党“追剿”军甩在了乌江以东、以南，使其他地方军阀因搞不清虚实而不敢轻进，为中共中央和红军领导人齐集遵义召开会议提供了难得的良机。
紧接着，1935年1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在遵义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
不仅长征期间红军夺取遵义城历经艰难险阻，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寻找当年的遵义会议会址也是一段颇为曲折的过程。由于遵义会议是在严酷的战争环境和极为保密的情况下召开的，不仅在遵义本地没有知情人，会议的有限记录也在部队长年累月的南征北战中失落了。
确认遵义会议会址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确认遵义会议会址的工作被提上日程。最开始，相关工作人员根据一些老红军的回忆，初步判定遵义天主堂为遵义会议会址（注：后来邓小平一行专程来到遵义后指出，遵义天主堂原来是红军总政治部驻地，不是遵义会议召开的地方）。
但随后，1954年1月，中国革命博物馆筹备处提供了一个重要档案线索：遵义会议是在遵义旧城一个军阀柏辉章的公馆内召开的。工作人员随即找到坐落在遵义老城子尹路的柏公馆，把公馆房屋及周边环境保护起来，并拍下照片，绘制详图，送交上级进一步鉴定核实。
1958年11月，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务院副总理的邓小平，在政治局委员、西南局第一书记李井泉，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中办主任杨尚昆等陪同下，到贵州视察，并专程参观了已经被保护起来的原柏公馆。一走进这座阔别了20多年的楼房，杨尚昆立刻兴奋地叫起来：“就是这里，这个地点找对了。”随后，他们踏着窄窄的楼梯登上二楼，当走过东过道小客厅时，邓小平双目炯炯，环视着厅内的长桌、椅子、挂钟、壁柜和彩色玻璃窗，肯定地对陪同的同志说：“会议就是在这里开的。”他还指着里侧的角落说：“我就坐在那里。”
至此，中共历史上著名的遵义会议会址才最终被确认下来。
（来源：“保密观”微信公众号 作者：高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