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国 不变的初心

1931年4月25日晚,国民党中统机要秘书钱壮飞正独自值班,突然收到来自武汉的六封特急绝密电报。钱壮飞冒险截译之后不禁大吃一惊:黎明被捕并表示归顺党国……“黎明”即中共中央负责机关保卫工作的特科负责人之一顾顺章的代号。身为中共地下党员的钱壮飞立即不动声色地开始布置……顾顺章的出卖,令武汉中共党组织全军覆没,中共中央所在地上海也随即被笼罩在白色恐怖中。

 

上海街头一幢二层小楼,一位中年男子从怀中拿出两根金条,交给一位年轻人,并郑重地交代着什么。不久之后,几家不起眼的家具木器店、米店、南北货商店等小商号悄然出现,远在南方的汕头也多了一间颇有规模的药房。遍布全国的国民党密探们想不到的是,就在他们眼皮底下,大量的财物,甚至电台、药品、文件等违禁物资,以及他们梦寐以求的中共重要人物,都在这些看似生意红火的小商号中,被顺利送达中央苏区。

 

两个神秘人一位是中共特科新负责人陈云,一位就是年仅23岁的秦邦礼。秦邦礼利用陈云提供的两根金条,搭建了上海和汕头两个关键地下交通站,建立起一条到江西苏区的绝密交通线并成功运作了4年,不仅为中央苏区的发展作出了贡献,也开启了老一辈华润人创建商业机构,服务于国家和人民的革命生涯。

 

黎明之前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外一声枪响,日寇撕去最后的“矜持”,开始全面侵华。各界激愤求战之音响彻中华大地,以国共两党为核心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就此达成。

 

全球援华机构、抗日力量也同仇敌忾,将捐赠的抗战资金和物资从四面八方汇回国内。但令人心寒的是,这些钱物经国民政府拨给八路军和新四军的仅百分之一二。为改变现状,香港八路军办事处在宋庆龄、何香凝女士的配合下,成立“保卫中国同盟”,在香港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募捐活动。但是,如何能让这些宝贵的财产,避开敌对分子的破坏和军阀、地痞土匪的觊觎,安全送到党的军队中去呢?

 

1938年夏,秦邦礼化名杨琳出现在香港的街头。此次来港,他临危受命。首先,协助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把保盟转来的募捐款和物资及时运往武汉办事处;其次,做好秘密财政工作以及利用商业活动掩护急需战略物资采购。

>1939年,宋庆龄与保卫中国同盟中央委员一起前往香港码头察看支援抗战物资装运情况

 

于是,一间并不起眼的贸易商号在中环开张了。明面上,“联和行”经营港、粤地区的土产,但实际上,这里秘密保管及运输保盟募捐的财物,并采购前线急需的无线电器材、西药、马达、汽车配件等物资,千方百计发运到抗日前线。随着战事的进展,他们必须不断改变运输线路,除了传统的经广东北上的交通线,还开辟了辗转越南和缅甸的滇越公路线和滇缅公路线。这一路不仅山高水远,还随时面临日军的炮火和轰炸。

>1938年的香港街头

 

1941年12月10日,香港沦陷。联和行不得不中断工作,迅速撤离。为及时转移财产,并协助解救800多名文化名人,杨琳匆忙中与妻儿分离,从此杳无音信,直到抗战胜利。离开香港后,他依然辗转广东、广西等地,继续为组织经营产业获取经费,建立新的地下交通站。

 

转眼五年沧桑。抗日战争胜利后,内战前夕,中央急需恢复在香港的对外贸易据点。1947年春天,香港德辅道(中)交易行大楼的二层又多了一块“联和进出口公司”的招牌,公司经理是一口吴侬软语的“杨先生”。刚开始,由于组织上没有资金投入,生意一时很难展开,日常开支都很难维持。杨琳一面积累人脉和信誉,一面也暗自着急,但不久之后,传来了喜讯。同年,钱之光在大连组建了中华贸易总公司,并大胆开发了新航线,将东北解放区的出口货物用苏联货轮经朝鲜运送到香港。当1000吨大豆,以及中药材和黄狼皮等东北土特产,还有中共东北局拨给联和公司的一批黄金抵达香港时,杨琳真是喜出望外。从此,东北解放区与香港的贸易线就此打通,丰富的东北优质土特产被源源不绝地运至香港。

>华润前身“联和行”(Liow & Co)于香港成立,创始人杨廉安

 

这条航线成功开通的意义不仅于此,因为在内战正面战场,解放军站稳脚跟后开始局部反击,对物资补给的要求很高,而解放军的补给线——那些百万支前民工小轮车上源源不断的炮弹和药品,大部分来自这条源于香港、辗转朝鲜的贸易“动脉”。

 

在中央的统一指挥和东北局的支持下,钱之光和杨琳在大连和香港两地开始了大规模的海外贸易活动。据记载,在1947年,东北仅大豆的可输出量就为200万吨,用3000吨的船运输,可以装600多船,加上其他土特产,贸易规模可见一斑。

 

1947年12月圣诞节,公司员工及家属举办了一次聚餐,大家欢聚一堂。 看到公司的发展,杨琳无限感慨。他说:“‘联和公司’这个名字当初是以我的名字‘廉安’命名的,在无锡话里,这两个词谐音。现在,公司发展了,要给公司重新起一个响亮的名字。”

 

>1947年,钱之光(中)和奉命发展海外贸易的部分同志合影

 

经过多方商议,在中央领导的同意下,联和行改组扩大,1948年12月18日,以中华之“华”、润之之“润”命名的华润公司正式挂牌,注册资本500万港元。

 

突破封锁线

 

1948年上半年,抗日战争胜利时中国所面临的“两种命运、两种前途”已泾渭分明:国民党的战事已是强弩之末,其策划和制造的“较场口惨案”、“下关惨案”、“李闻惨案”等一系列惨案,使民主党派从“第三条道路”的幻梦中清醒过来。与共产党团结合作,一起推翻国民党独裁政权,建立一个独立、民主、和平、统一的新中国,成为各民主党派的共同愿望和自觉选择。5月1日,中共中央向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和社会贤达发出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号召。在香港的民主党派负责人李济深、沈钧儒、章伯钧、马叙伦,以及无党派民主人士郭沫若等立即作出反应。他们联名致电毛泽东,热烈响应中共中央的号召,同时发表通电,号召国内外各界暨海外同胞“共同策进,完成大业”。

>1948年8月,毛泽东为召开新政协电复在香港的民主人士。这是当时香港《华商报》刊载的消息

 

怎样才能把旅居香港的民主群英尽早地、安全地接送到解放区,始终是摆在周恩来面前煞费苦心的重大问题。几经考量,利用中华贸易总公司和联和公司已经打通的海上商业通道,并以商业海上运输为天然掩护,成为香港民主人士北上最可靠的方式。8月2日,周恩来致电钱之光,要他以解放区救济总署特派员的身份尽快去香港,会同中共香港分局、香港工委,完成这项紧迫、重大的政治任务。为此,中央决定,由钱之光担任华润公司董事长,杨琳任总经理,实行统一领导。

 

为确保北上安全,钱之光和杨琳从秘密联络组织有关民主人士、选择不同的登船路线,到货船离开香港水域前可能发生的种种不测,行船途中可能遇到的各种问题,都作了具体分析和缜密的部署,中共香港分局专门安排负责同志全程护送。

 

在四次北上护送行动中,尤以李济深等人的历程最为困难复杂。行动尚未启动,嗅觉灵敏的香港媒体纷纷传闻“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主席李济深即将北上”,形势变得更加紧张。

>1948年12月,摄于“华中轮”北上途中。右起:侯外庐、郭沫若、许广平、周海婴

 

造成这一局面的原因是,不仅港英当局极为看重李济深,希望他能够留在香港,成为自己手中的一张“有用之牌”,以备政治上的不时之需;而蒋介石、白崇禧的两方人马也都想拉拢李济深。因此,各方势力都对他进行严密的监视。其次,前两批民主人士的离港,已经引起了多方面关注。

 

在沿途港口城市,国民党特务猛增,香港水域还出现了国民党的巡逻舰。如何保证包括李济深在内的每一位民主人士隐蔽、安全离港,从中央到香港都积极地思索、准备着。

 

1948年12月25日圣诞节当天,李济深特意发帖邀请港英警方政治部主任黄翠微夫妇来家欢度圣诞,并找了一些人作陪。这令负责监视李济深的黄翠微确信他近期没有离开香港的打算。 26日,香港仍然沉浸在节日的欢乐气氛中,李济深的寓所也热闹非常。像平日宴客一样,主人忙着招呼宾客,宾主频频举杯,谈笑甚欢。晚宴开始不久,李济深离席到洗手间去,随即悄悄出了家门,在距离寓所20多米远的地方,一辆小轿车戛然停止,李济深迅速上了车,在夜色的掩护下远去……

>1949年1月,到达解放区的沈钧儒(左一)、李济深(左二)、郭沫若(左四)等在沈阳

 

1949年3月23日,毛泽东率领中共中央机关及人民解放军总部,撤出最后一个农村指挥所,向着北平进军。3月25日,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等党中央领导人在西苑机场举行了隆重的阅兵式,同首都各界代表见面,其中就包括从香港北上的李济深、沈钧儒、郭沫若、黄炎培、茅盾等重要民主人士。6月,新政协会议在北平胜利召开。正是这些民主人士的回归,才使会议能顺利通过《共同纲领》,并选举产生了国家领导人。

 

随着解放战争的节节胜利,华润公司整体贸易规模也不断扩大。经请示中央,华润买下一艘挂巴拿马国旗的3000吨客货轮,取名“东方”号,由厦门港引水员、厦门地下党工委书记刘双恩任船长。在接下来的“海辽轮”起义中,刘双恩恰好起到了关键作用。

 

上海解放后,国民党主管海运的招商局被我军管会接管。而其管辖的100多艘海轮中,有70多艘去台湾送货后被扣留;上海军管会只接收到30多艘小海轮;还有13艘停泊在香港,其中9艘为3000吨大海轮。中央指示港澳工委,抓紧策反工作,不要让余下的船只再驶向台湾。

 

海辽轮是招商局滞留香港船只中的一艘大海轮,船长方枕流是刘双恩以前的大副,思想进步。香港工委副书记潘汉年和时任华润公司董事长的杨琳商议,决定通过刘双恩开展策反工作。当得知刘双恩的身份后,方枕流非常激动,愿意为解放事业尽力。经香港分局批准,成立了由船长方枕流、报务主任马骏、二副席凤仪组成的海辽轮起义小组。他们秘密发动,精心准备,等待时机,把船开往解放区。

 

9月19日下午6点,香港招商局下班后,海辽轮未曾拉响汽笛就起航,乘夜色闯过鲤鱼门。9点整,全体船员集合,方枕流果断宣布海辽轮起义!由于事先做了大量的秘密发动工作,局面很快稳定下来。海辽轮按事先选好的安全航线加速驶向菲律宾北方的巴林塘海峡。新任大副席凤仪率领船员伪装了船形,涂掉船上所有的“海辽”字样。马骏指挥报务员两次向汕头招商局佯报:“海辽轮主机故障,在通安湾抛锚修理!”

 

28日清晨,一艘漆有“安东尼号”标志的海轮突然出现在大连湾,拉响了破晓的汽笛。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停泊于大连港的海辽轮升起了鲜艳的五星红旗。10月24日,毛泽东主席发来电报,电贺海辽轮船长方枕流起义成功,并嘉勉全体船员。

>1949年9月,华润成功组织了“海辽号”起义,策划参与了“两航”起义,为巩固新生政权发挥了重要作用。1949年10月1日下午2时半,方船长命令全体船员在后甲板上集合列队。3时整,伴随着收音机里传来的《义勇军进行曲》,海辽轮上与天安门同步升起了新中国的五星红旗!

 

海辽轮成功起义,极大地鼓舞了滞留在香港的船员。10月14日广州解放后,杨琳奉命赴广州,向华南局第一书记叶剑英详细汇报了香港“两航起义”和国民党招商局滞港轮船起义的准备情况。11月9日,中央航空公司、中国航空公司在香港宣布起义。这一切使那些尚在犹豫观望的船员幡然醒悟。1950年1月15日8点整,停泊在香港的海厦轮、蔡锷轮、邓铿轮、成功轮、登禹轮、中106IST登陆艇、民302拖轮和民312拖轮等13艘轮船同时拉响汽笛,香港招商局及13艘轮船的600多名海员,在经理汤传户和副经理陈天骏的率领下宣布起义。到1950年10月,总载重量为4万吨的13艘滞港轮船已全部开回上海黄埔港。

 

可以说,这是华润发挥自己的独特作用,为新中国献上了一份最好的“贺礼”。

 

打开贸易之门 

 

1951年5月19日,一艘满载着3700吨橡胶的英国轮船正向中国领海航行,它从新加坡出发,目的地是广州湾。这是华润公司从新加坡爱国商人处紧急采购的战略物资,只要进入我国领海,这批货就安全了。

 

突然,两架英国战斗机迅速追来,盘旋于轮船上方并通知船长:“这条船被英国政府紧急征用,马上向回行驶直到见到哥锡克军舰。”

 

英国船长不得不调转船头,因为在战时国家征用的名义是不可违抗的。此后,这3700吨橡胶被押运回新加坡,就地拍卖,随即轮船被解除征用。这赤裸裸的欺辱还没结束,新加坡当局随后抓捕了与此次贸易有关的华润派驻职员及家属、爱国商人等人。在中国的外交交涉和营救下,被扣押人员半年后才获得释放却被驱逐出境,而那些爱国华侨的家产和企业也在这场劫难中损失殆尽。

>1951年,杨琳参加活动时的照片

 

在世界经济格局中,新中国在诞生初期并没有取得应有的地位和尊严。1950年抗美援朝战争打响后,美国为达到对朝战争取胜的目的,操纵联合国,对各国施压共同实施对华全面封锁和禁运。“冲封锁,反禁运”成为新中国在经济和外贸领域里开展的一场声势浩大的练兵运动。

 

华润公司作为先遣部队,在封禁初期,充分利用各国跟随美国节奏不一致的时间差, 展开了一场与时间赛跑的“抢购抢运”热潮,尽可能多地进口物资。因为华润人深知,百废待兴的祖国一穷二白,需要大量生产、生活资料和战略物资。他们首先几乎买光了香港市面上的可用商品、药品和物资,买光了东南亚市场的橡胶、轮胎、化工原料现货,大量进口印度和巴基斯坦的棉花;也曾在特务的监视下,让内勤和外勤人员化装成老百姓,采购石油,香港群众帮助放哨。他们还以波兰为“根据地”,建设了一条穿越了东半球的海运线,与社会主义阵营国家以“易货贸易”的方式互通有无,跟霸权国家打起了“海上游击战”。

 

在举国上下的支持下,华润成功地向全世界展示了新中国“愿以和平代替战争,以贸易合作代替政治对立”的外交政策和外贸姿态,以最大努力维护国家主权和经济利益。

 

1952年,中央决定将所属企业移交国家,华润自此归属国务院外贸部管理,并成为中国各进出口公司在香港的总代理。1954年德信行、五丰行和深圳南洋贸易公司并入华润,公司得到进一步改组和扩大。

 

日内瓦会议和万隆会议以后,国际社会对新中国的态度也开始有了微妙改变。虽然依然被欧美实施封锁,但新中国的外交政策在世界范围内产生了广泛影响,新中国的声誉日益提高,除美国以外的许多西方国家开始谋求与中国的贸易往来。尽管没有建立外交关系,但是许多国家的朋友来到香港,先与华润公司取得联系,希望通过华润搭桥,与中国建立正常的贸易往来。

>1956年华润总经理张平在广州与外贸部驻广州特派员严亦峻和外贸部出口副局长舒自清商谈举行首届广州出口商品交易会筹备事宜,在广州沙面特派员办事处前合影

 

1955年10月,一家名为香港和义公司的英美合资公司负责人到访华润,希望访问中国并洽谈贸易。几乎同时,英国驻香港商务专员邀请华润公司总经理张平去英国参加英国工业展览会。

 

这些新迹象是积极的,华润人可以敏锐感知。因为受到封锁以来,华润派往西方国家业务员遭受各种冷遇和刁难,而现在其他国家的代表和企业主动伸出的橄榄枝,表明世界形势正朝着对华友好的方向发展。在受到上级部门批准后,张平一行于1956年4月抵达伦敦,并在机场受到了英国相关方和企业界的热烈欢迎。此后英国的数十家企业与中国建立起了稳固的贸易伙伴关系。展览结束后,张平一行遍访欧洲,先后访问了法国、比利时、荷兰、卢森堡、瑞士、意大利、德国、奥地利等。在访问期间,国内通知张平一行下定单,采购了100辆奔驰轿车、5万余只手表等商品,在西方国家引起了轰动,强劲的购买力让他们看到了新中国的无限潜力。

>1956年,张平一行在西德奔驰汽车公司购买奔驰车100辆

 

华润公司的这次欧洲之行向西方国家展示了新中国的贸易立场和外贸方针,也给欧洲商界留下了美好印象。从此,华润代表新中国大踏步走进西方世界,展示着新中国的风采。而接下来,华润又代表国家走遍了亚洲、欧洲、北美洲、拉丁美洲、澳洲和非洲。每次出访归来,华润代表团带回的详实总结汇报材料,其中的信息成为我国制定外贸和外交政策的重要依据。

 

60年代,华润利用广泛的海外贸易网络,及时为国家采购到大批粮食,缓解了经济困难时期各大中城市的粮荒。70年代,华润不仅是新中国获取外汇的主要渠道,还以贸易促外交,成功推动了菲律宾、泰国等与我国建交。

>1954年国庆节大合唱

 

建国初期,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不承认新政权,中国的贸易伙伴局限于苏联和几个社会主义阵营国家,正是通过香港这扇大门,中国才打开了通向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贸易通道。直到1980年代中期,华润一直是中国进出口贸易公司在港澳及东南亚的总代理,保证香港市场供应,协助内地制订对港及海外出口计划、扩大出口,衔接货源并建立销售网络,与世界各国加强贸易联系,进口内地所需商品,赚取外汇,为计划经济年代的中国外贸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

 

守望香江

 

>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起,华润作为内地各进出口公司在香港的总代理,广泛与世界各国加强贸易联系,华润曾是我国最大外汇来源渠道,图为1958年香港大中书局出版的世界地图,是当时华润员工开展代理业务的重要参考工具。

 

176年前,从一纸《南京条约》开始,香港便寄人篱下、颠沛流离。英国人来了,把它作为向中国倾销商品、榨取资源的中转基地;日本人来了,烧杀抢掠,3年零8个月的沦陷,使这颗东方明珠几近崩溃;当抗战胜利,香港有望回归之时,又被蒋介石政府作为内战筹码,再次拱手相让于英国。

 

一百多年的殖民历史,香港命运多舛。而自1938年起,香港多了一位和她守望相助的亲人。“保证香港人民的生活必需,保持香港的繁荣与稳定”,是国家赋予华润的一项重大使命。于是,在香港人民那些无助的时刻,总有一股力量默默地奔腾涌动,守护安宁。

 

三年困难时期是许多老一辈人无法释怀的灾难,香港自然也深受影响。为保障香港民生稳定,在国务院专门成立的港澳出口工作小组的领导下,华润承担了绝大部分对香港的副食品出口工作任务,不仅要安排好货源,还要保证及时运输到市场。许多香港的老人们都还记得,那几年,只要华润公司运来的相关商品稍有短缺,市面的物价就会飞涨。但是,尽管大陆商品极度紧缺,对香港的供应却从未中断过,1961年春节,香港人民不仅能吃上粮油鱼肉,啤酒和瓜子等年货也能正常买到。

 

但困难不仅仅来源于物资短缺。1961年的夏天,从湖北运往香港的一批活猪,70%在途中中暑死亡,近500只鸡只剩下16只存活……国家运力的整体紧张给港澳出口工作带来了许多损失和极大不便。为了解决出口香港物资的运输问题,1962年,经国务院批准,铁道部、交通部、外贸部共同协调,从武汉、上海、郑州陆续开通三趟专列,经由沿线各出口商品生产基地至深圳,专门运送出口香港的商品。而“三趟快车”的终点就是香港华润五丰行。

>三趟快车线路图

 

“三趟快车”的运行是一个宏大的工程,它需要各省建立出口商品供应基地,保证货源;也需要铁道部门全程协助,保障运输;还需要华润从深圳押运进入香港,并全权组织运送、销售,乃至供求信息的及时调研反馈。这个“工程”从1000多公里外的祖国腹地开始,无数人接力,精密运转了几十年。几十年来,无论狂风暴雨、酷暑寒冬,还是遇到洪水、地震、饥荒等自然灾害,“三趟快车”都准时准点为香港市场输送了“优质、适量、均衡、应时”的食用物资,确保了香港同胞的物质生活稳定。即使是在“文化大革命”时期,三趟快车也从未中断过。

>满载鲜货的列车向香港进发

 

1963年,一场百年不遇的旱灾侵袭香港,华润出动8艘轮船,24小时从珠江口昼夜不停运水至香港; 1972年,香港发生油荒,华润竭尽全力进口石油、建设油库,缓解香港的能源危机……只要在香港人民遇到困难时,总会有华润人的身影。

>70年代华润进口石油缓解香港石油危机

 

在现代香港繁荣与发展的过程中,华润在两岸之间所发挥的重要桥梁作用,是更大的价值所在。80年代,改革开放为中国打开了富民强国之路,同样也为香港带来了腾飞的机遇。

 

一方面,华润把内地的外贸机构带到香港,这些各省市自治区、各部委在香港开办的窗口公司,为香港带来了数量巨大的进出口及转口贸易额,在其成为亚洲首屈一指的交通枢纽和贸易中心的过程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另一方面,华润“陪同”港澳商人和外商回国投资。在华润的帮助下,外商逐步找到了进入内地的“大门”。

 

1978年,华润总结1970年代中期以来在珠三角地区开展“三来一补”的经验,促成国家有关部门形成了重要政策,推广至全国,惠及香港商界,开启了香港制造业向内地转移的先河。这一举措使香港的经验、资本和管理优势有了广阔的发挥空间,香港的制造业获得了内地低成本的劳动力等资源,各类服务业也得到全面高速发展,实现了从制造业转向服务业的第二次经济转型。这些投资不仅使港澳企业获得了较高的利润,其实业化水平和全球竞争力也得以大大提高。

 

如果说香港绽放出了“东方之珠”的璀璨光芒,那么是祖国为她带来了不绝的力量,而华润人就是那光芒背后默默擦拭的勤劳双手。

 

1997年香港回归时,华润与所有在港中资企业一起,担负了大量组织和后勤工作。直到两军交接仪式时,在解放军军官那句“我代表中国人民解放军驻香港部队接管军营,你们可以下岗,我们上岗”的庄严宣言中,五星红旗于7月1日零点时分在中环威尔士军营升起,华润员工们都激动不能自已。那些深埋于游子心中的期盼与等待,终于收获了巨大的幸福感。

 

从地下交通站到新中国外贸总代理,从仅有3个人的联和行到现代化实业集团,那些知名或无名的前辈,他们用生命、青春、鲜血和汗水,将华润与民族独立的伟大进程、与新中国的辉煌历程,建立起了无法割离的血脉联系。这是华润人初心的来处,也是值得华润永远珍藏的荣光。

浏览0 点赞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