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年有热心的朋友给我介绍对象，说比我小9岁，我当时不太愿意，但又怕辜负朋友的美意，还是答应见面了。见面那天在朋友家里，我的妻子——当时的对象，穿一件深灰色的鹿皮夹克，一条半旧的牛仔裤，一双洁白的旅游鞋。她坐在椅子上，玩着衣服的衣角，一脸羞涩。我们说话，几乎是我问一句，她答一句。后来知道，她对我的第一印象比较满意，可当时我却认为不太合适，因为那几年，我在爱情上连续受挫，心灵遭受过多次打击，我有点自卑。当时心想，我比她大那么多，即便我同意，恐怕她也会觉得不公平。

大约一个小时后，朋友在我耳边嘀咕，叫我送她回家，我点点头。我和她走出朋友家门，走在大街上，走在路灯下时，才注意到她矮我半头，脸上有淡淡的雀斑。我问她，你家住哪？她告诉我在30里外的乡村。于是，我接过她手中的自行车笼头，推着车子，陪她回家。

一路上，我们谈得还算可以，说着笑着谈了很多话题，总结起来，无非是家庭成员、工作环境、生活状况以及对未来的想法。谈恋爱最能消化时光，不知不觉，已是子夜。在她的村口，我收住脚，和她道别，望着她的身影消失在路口。那天，我穿的是新皮鞋，非常磨脚，走回头路时，脚掌和后脚跟的“大泡”疼得厉害。我一瘸一拐地走着，接近一座水泥桥时，实在走不成了，只好坐在桥面歇息。等我再起身，干脆一手拎着一只皮鞋，赤脚前行。走到宿舍的时候，抬头看天，已有几颗启明星在朝我微笑。

后来，我和妻子进入热恋，我把这事讲给她听，她先是一阵惊讶，然后，用怜爱的目光看着我。没几天，她花了两个月的工资，给我买了一件礼物。我撕开包装，打开盒子时，她嬉笑着说：“‘老红军’，你的脚再也不会起泡了。”那一刻，我感动至极；那一刻，我亲吻了妻子和鞋。

我决定娶她为妻，是因为有两件事令我难忘。

一件是我第一次带她去我家，她看见了我患有神经病的母亲，生活自理能力极差的母亲卧躺在床上，她没等我详细解释，就打来热水为母亲擦洗。她对我说：“你妈真可怜，我会对她好的，我会像对待我母亲一样对待她的。”她还说：“等我们以后有了房子，我想把你妈接来。她老了，我给她喂饭；她不能动了，我帮她洗脚，我愿意侍候她一辈子！”我站在一旁，听着她充满真情的话语，望着她搓着毛巾为我母亲擦洗，我突然背过脸去。其实，就在我转过身来的一瞬间，泪水已夺眶而出，滑落到地上。

另一件是我手术住院，病躺在床上。她每天凌晨4点起床，为我熬粥，为我准备换洗衣裳。然后，步行一小时，再爬上我住的8楼，一口一口喂我进食，一件一件帮我换衣。那时，她的身体也不好，严重低血糖，常常晕眩。有好几次，她举起汤匙，手都在发抖。虽然，我也对她说过许多次：“你没有必要这么辛苦。”可是，每回她总是轻笑着，用温暖的话语跟我讲：“这是我的责任，我要尽责。”

我们买了一套二手房，用了一个月的时间，将我们的“爱之巢”装修一新。我要结婚了，我要迎娶新娘了。结婚那天，我骑着自行车去了她家，她身穿一件大红风衣，在一片笑语相送中跳上我自行车的后垫。我哼着小曲，蹬着脚踏，一路驮着她。乡村的路坑坑洼洼，骑了一程后，我已汗湿衣背。

这时，她问我：“你累吗？”

“有点累。”我回答。

“再累我也不饶你。”她亲昵地说：“你没让我穿婚纱，你没让我坐花车，我就要你这么一辈子骑着，我要累死你这副老骨头。”

说完，她双手环抱着我的腰，脸紧紧地贴在我的背上。

要爬一个大坡子了，她从坐垫上跳了下来，一边跟跑，一边对我说：“我们换着骑吧，我来驮你，等我累了，你再来骑。这样，什么样的大坡子，我们都能上去！”我没同意，虽然我深知她说这话的意味，可我觉得我能行，我是个男人，只要还有气力，还有智慧，我就不能让女人去承受重担。

在我们的“爱之巢”里，我们举行了最简朴的婚礼。我们没办喜酒，没请客人，我们只准备了一对红烛，两只酒杯。当我打开房门，当她一眼看到墙上挂着用鲜艳的玫瑰组成的“心”型，她顿时热泪盈盈。我们熄灭灯盏，点燃红烛，播放着只有一架钢琴独奏的《婚礼进行曲》。在那一阵阵如泉水一般清澈的琴声中，在那一片温暖而又温馨的烛光里，我们举起了手中斟满红色液体的酒杯，我们四目相对，再没有任何一句话语。

那晚，妻子为我唱了一首老歌——苏芮的《牵手》，而我则为妻子背诵了她最喜欢的英国诗人彭斯的诗篇——《我的爱人是一朵火红火红的玫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