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红利

在一个时期内生育率迅速下降，少儿与老年抚养负担相对较轻，总人口中劳动年龄人口比例上升，在老年人口比例达到较高水平之前，将形成一个劳动力资源相对丰富、抚养负担轻、于经济发展十分有利的“黄金时期”，人口经济学家称之为“人口红利”。Bloom和Canning等人在2003年创造出了这个概念，它的含义非常直接：劳动年龄人口在总人口中的比例上升。

劳动人口比例较高，保证了经济增长中的劳动力需求。在人口老龄化高峰未到之时，社会保障支出负担轻，财富积累速度比较快，劳动力资源丰富和成本优势使中国成为世界工厂和世界经济增长的引擎。但在2013年1月，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2012年我国15-59岁劳动年龄人口在相当长时期内第一次出现了绝对下降，比上年减少345万人，这意味着人口红利趋于消失，导致未来中国经济要过一个“减速关”。

“人口红利”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主要包括这样两个方面：一是对生产领域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劳动力供给上；二是对消费和储蓄的影响，由于人口在40-60岁年龄段积蓄的可能性最大，更多的人能活到这个年龄，就会带来更多的积蓄，更多的储蓄意味着更多的资本，每个劳动者资本占有量提高，可提高劳动生产率。有人也因此把老龄化的初期阶段看成是第二次“人口红利”期。

刘易斯拐点

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发展经济学的领军人物阿瑟？刘易斯在题为《劳动无限供给条件下的经济发展》的论文中提出了 “二元经济”发展模式。这种发展模式可以分为两个阶段：一是劳动力无限供给阶段，此时劳动力过剩，工资取决于维持生活所需的生活资料的价值；二是劳动力短缺阶段，此时传统农业部门中的剩余劳动力被现代工业部门吸收完毕，工资取决于劳动的边际生产力。由第一阶段转变到第二阶段，劳动力由剩余变为短缺，相应的劳动力供给曲线开始向上倾斜，劳动力工资水平也开始不断提高。经济学把联接第一阶段与第二阶段的交点称为“刘易斯拐点”，即劳动力过剩向短缺的转折点。与“刘易斯拐点”相对应的便是“人口红利”，“刘易斯拐点”的显现，往往是“人口红利”逐渐消失的一个前兆。

“刘易斯拐点”也有不少前提假设：它要求在农业向工业进行人口转移的过程中农民的收入水平变化不大；要求劳动供给是相对连续的；要求所谓的最低工资水平变化不大；要求劳动力流动至少是不存在较大的阻力。因此，也有人认为当前中国工资上升和劳动力供给不足的情况也可能是由于户籍制度、地区间价格水平差异等阻碍劳动力流动的因素所致。